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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血与金属之荣耀 曼帅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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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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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历史爱好者一个,所以对周围的变化显得漠不关心(所以想法略有僵硬),因为喜爱战争机械,所以时常幻想着第n次世界大战(这···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中二么?)。因为信奉存在主义,所以一直坚信存在即有理(现在正纠结于高中历史书越来越像政治这一问题)。因为曾被唯心主义毒害,所以常表现为一种近乎狂热的自信(我就是真理!),其实内里是个十分谦逊随和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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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在中日战争中的立场  

2010-01-28 20:18:17|  分类: 毛国人轶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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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四年七月,正当日本借口朝鲜问题蓄意对华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沙俄政府通过它的驻日公使向日本政府递交了一份外交文书。内称:“俄国皇帝陛下政府见日本国皇帝陛下政府之宣言中,声称对于朝鲜无侵略之意……表示大为满足”,并希望日本政府“谅解”此前俄国让日本从朝鲜撤兵的“劝告.对此,日本政府“深表感激.这与日本政府终于在七月二十五日揭开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序幕,不无关系。

但是,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在中日开战以后,却说什么中日战争是一种“误会”,俄国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而且所追求的目的是什么“缓和中日两国政府间的争端。实际上,沙俄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的行径,绝不是什么 “缓和”争端,而是居心叵测地企图从中渔利,推进俄国的侵略政策。

我们先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经过,来看沙俄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一八九四年初,朝鲜南部爆发了秘密组织“东学党”人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农民大起义。五月底,农民军攻占了全罗道首府(全州)。朝鲜王国政府准备请求中国清朝政府“出兵代剿”。于是,此事便成了日本蓄意对华发动战争的借口。六月二日,日本海军大臣命令常备舰队向釜山、仁川集结。随后,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密令驻朝公使带兵返任。日本的参谋本部也下达向朝鲜派兵的密令,并征集民间船舶待命。至六月五日,日本便成立了战时大本营,以作为对外战争的决策机关。所有这些,表明日本决心利用朝鲜问题,对华发动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沙俄驻日公使希德罗渥于六月七日会见了日本外务大臣。经过长时间的谈话,希德罗渥明确知道日本政府将乘朝鲜内乱之机,“对朝鲜进行政治干涉,并不惜同中国进行战争,同时,他已得到确证:日本业已紧急派遣了一支一千五百人的兵力,并且还在向朝鲜沿岸集结海军.如此规模的军事调动,显然不是日本政府声称“保护使馆”所能解释的。但是,希德罗渥在给本国政府的紧急报告中,却对日本政府的军事行动寄予同情,他不仅对于日本的异常行动“不作任何阐释”,反而根据日本外务大臣的谎言,向本国报告说:“日本派遣军队前往朝鲜,目的纯为保护日本侨民以及公使馆和领事馆的安全”。至于ZGZF被邀出兵一事,希德罗渥则重复了日本外务大臣的“耽心”,即认为“中国军队无论如何不会满足于对暴动的镇压与平定,而可能企图留驻朝鲜并控制朝鲜。显而易见,从希德罗渥的这份急件中,不难看出沙俄自始对于日本出兵朝鲜就没有.说过半个“不”字,希德罗渥貌似“客观”的电文,实际上是在替日本出兵入侵朝鲜辩护。因此,直到三国干涉日本归还辽东以后,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依然认为:“俄国自始并不敌视我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此之前,俄国驻朝鲜的代理公使却假惺惺地对中国驻朝代表袁世凯表示:“由于中国出兵,日本政府也要向朝鲜出兵,若同中国对抗,那么中国军队就要一边讨伐‘贼兵’,一边防范日军,请予以注意,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正是沙俄插手中日之间进行挑拨的一种手段。所以,当时袁世凯在同日本驻朝使馆人员的谈话中透露,“在北京的各国公使中,也有向我总理衙门诉说种种离间之事者,这话虽然不能完全断定指的就是沙俄驻华公使,但沙俄确实是这样干的。

六月中,朝鲜政府照会各国,表明内乱的趋势正在减弱,“汉城并无危险。因此,当时各国驻朝公使对于日本派遣众多士兵进驻汉城一事,“感到惊愕,私下怀有异议”,连当时日本驻汉城使馆的官员杉村浚也承认:“观察汉城之形势,颇为稳静。且不说无须许多卫兵,就是业已进入汉城的四百多海军,也宛如平地起风波之势。这种局面使日本派重兵侵入朝鲜失去了“理由”。各国公使也“断定日本……有乘机侵略朝鲜之意”,但是,此时的沙俄政府不仅拒绝对日本侵略朝鲜有任何干涉,反而在十三日午后通过它在朝鲜的临时代理公使直接对日本驻朝公使表示,“满意”日本出兵朝鲜的理由。这就使日本有恃无恐,随即废弃了同中国驻朝代表所达成的不再增兵朝鲜的口头协议。

此后,日本政府企图“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于是在六月十六日采取“权变行动”,向中国清政府提出了所谓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骗局。用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话说,这种手段“非欲调和已破裂之中日两国关系,乃欲因此以促其破裂之机,一变阴天,使降暴雨,或得快晴耳”(。意即制造口实,挑起中日战争。对此,清政府驻日公使当即表示在研究朝鲜内乱之善后问题前,中日两国应首先从朝鲜撤兵。这本来是合理的,也是避免中日发生战争的唯一途径。但是,日本政府拒不撤兵,坚持所谓只有在朝鲜内乱“无再发之虞”时,日本方能撤出入侵军队。这实际上是一种借口。关于这一点,沙俄政府也十分清楚中日战争爆发后,沙俄外交大臣吉尔斯供认:“(俄国)外交部很明白,所谓改革不过是中日冲突的借口。但是,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俄国驻北京公使喀西尼却象事先与日本政府有所默契一样,于六月十七日对日本驻华代理公使表示,“保护日本在朝鲜的臣民和商业,是属必要,赞成日本的行动。六月二十日,ZGZF曾请沙俄调停中日在朝鲜的矛盾,沙俄政府也曾表示同意。但随后不久,在沙俄政府得悉朝鲜局势“极为紧张”,“日本宣称如果中国不接受上述建议(即指所谓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日本决不由汉城撤退军队的情况下,它决定:“仅限于表示支持汉城政府对中日军队撤出朝鲜国境的申请。至于李鸿章所要求的我国正式调停,只能在冲突双方同意时才可能进行,这就是说,沙俄此时根本无意促使日本从朝鲜撤兵。人们知道,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日本,还是一个后起的军国主义国家,它的羽毛尚未丰满,因此,在对华发动侵略战争的问题上,十分重视列强、特别是英俄两国的态度,并且早就作出决定:“严限事局于中日两国之间。日本自出兵入侵朝鲜以来更不断打探俄国的动向,沙俄此时所谓“只能在冲突双方同意时”才能进行调停的决定,实际是暗中迎合日本外交和军事上的需要。英人赫德也说:“外交把中国骗苦了。因为依赖调停,未派军队入朝鲜,使日本一起手就占了便宜.

六月末,日本政府依恃重兵,声称“独力”对朝鲜进行“改革”,即欲武力贯彻把朝鲜“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的最终目的。为此,它要尽力排除第三者的干涉,特别是英俄的干涉。六月二十五日,日本政府训令它的驻俄公使向沙俄政府表示,只有ZGZF同意日本所提出的要求,或者是对于日本政府所谓“独力”改革朝鲜内政,“不作任何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时,日本才能从朝鲜撤兵,而沙俄政府竟表示“同意日本要求的主要意旨”,因此,日本公使判断:“俄国目前并非让我撤兵之形势。这就完全暴露了沙俄纵容日本侵略的真实面目。

在这里,有一个必须澄清的问题,即六月三十日俄国驻日公使向日本递交的一份所谓“忠告”日本从朝鲜撤兵的公文,近年来苏联史学界有人把它作为沙俄充当了“和平”调停者的证据,实际上,这是为老沙皇涂脂抹粉。其一,在沙俄发出此一“忠告”前,俄国亚洲司司长克卜尼斯特在会见日本驻俄公使时,对于日本的无理要求并未提出任何异议。日本公使所说的“俄国同意日本要求的主要意旨”和“俄国目前并非让我撤兵之形势”,才是沙俄此时的真意。其二,在俄国发出此种“忠告”以后,沙俄外交大臣吉尔斯一再说明,俄国对于日本的“忠告”,不过是一种“友谊。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后来供认:“如果俄国政府以中国的主张为是,迫使日本撤兵,而日本不答应的话,则担心导致俄中结成同盟对日开战,这不仅是俄国政府所不希望的,而且俄中结成同盟突然击败日本,造成增进中国势力权威的结果,更是俄国政府所不喜欢的,这就完全暴露了沙俄的本来面目。当时英国驻华公使也说:“俄国暗中赞助日本的各项行动。而且清政府军机处也密谕李鸿章注意俄国是否另外“觊觎别谋”,命李鸿章“沉几审察,勿致堕其术中。可见,中外对于沙俄在此期间的阴谋活动,均有不同程度的察觉。

时至七月,日本蓄意对华发动战争的企图更加明显。是时,日本已向朝鲜派出了七、八千军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外务大臣于七月二日对沙俄上述所谓的“忠告”作了答复。他说:“帝国政府之措施,并无侵略疆土之意,完全是针对目前形势而不得已的。因此本人毫不迟疑地向俄国特命全权公使阁下保证:在帝国政府认为朝鲜国内形势完全恢复平静,将来不再有何等危险时,当撤回目前在朝鲜的日军。从这一复文中,可以看出日本政府丝毫没有改变既定政策。当时俄国的驻外使馆也不能不报告说:“中国已接受我避免武装冲突的忠告,不再向朝鲜增兵”,而日本的军队仍在“不断增加”,“日本军队的行动非常富有挑衅意味此处情况日趋危急”;日本军队“显然另有企图,而沙俄政府在接到上述种种报告之后,竟于七月九日秘密告知日本驻俄公使:“俄国政府满意贵大臣的答复,日本政府十分领会俄国的真意,特别在该情报的末尾标加了红色的“本电文需要特别机密”的字样,接着,日本政府便作出了向ZGZF递交所谓“第二次绝交书”的决定。同时,训令驻朝公使:“今有施以断然处置之必要,不妨使用何等口实,开始实际行动,

七月十三日,俄国驻日公使向日本政府正式递交了外交公文,对日本所谓在朝鲜恢复平静,变乱无再发之危险时准备撤兵,表示“大为满足,至此,日本完全打消了俄国可能干涉的顾虑。次日,日本驻北京代理公使故意在“第二次绝交书”中,加了指责中国“有意滋事”的字样。至七月二十五日,日本政府便在与英国签订了新的条约后,出动陆海军,不宣而战地揭开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序幕。

以上种种,说明一八九四年七月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除了它本身所推行的军国主义政策之外,同国际帝国主义、特别是沙皇俄国对它的暗中纵容是分不开的。简言之,正是那个声言“不偏袒任何一方”的沙俄政府,在暗中赞助日本的侵略行动;正是那个口称“缓和”中日争端的沙俄政府,在背后进行了种种阴谋活动,从而加剧了中日两国的对立。因此,恩格斯在当年的九月,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沙俄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卑劣行径,指出“中日战争是把日本作为工具的俄国政府挑拨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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