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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血与金属之荣耀 曼帅的博客

晨曦的雾霭散尽,神圣的光芒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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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因为是历史爱好者一个,所以对周围的变化显得漠不关心(所以想法略有僵硬),因为喜爱战争机械,所以时常幻想着第n次世界大战(这···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中二么?)。因为信奉存在主义,所以一直坚信存在即有理(现在正纠结于高中历史书越来越像政治这一问题)。因为曾被唯心主义毒害,所以常表现为一种近乎狂热的自信(我就是真理!),其实内里是个十分谦逊随和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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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19 15:12:35|  分类: 毛国人轶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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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可夫:你要我去哪里?

斯大林:你想去哪里?

朱可夫:我可以做任何工作,我能指挥一个师、一个军、一个集团军或者一个方面军。

斯大林:别激动,别激动!你以前说过要在叶尔尼亚组织一场会战,现在你去负责这件事吧!

在战时,朱可夫的知名度比斯大林还要大,他一直和这位最高统帅保持接触,他们的会面有数百次之多,有时甚至达到一天两次。这使他能够更好地揣摩最高统帅的意图,熟知他的风格,把握他的心思。在见面时,他们有时会发生争论,有时甚至面红耳赤、声嘶力竭,但这些争论都是关于战争、战略或者发起攻击的日期———这些争论都关乎成千上万、有时甚至是数万人的生死。他们两人经常在斯大林的官邸共同进餐(饭菜很简单:麦片、炖肉、水果、格鲁吉亚葡萄酒),有时还在花园里散步(斯大林说是为了“消食”)。当朱可夫被派往前线、远离莫斯科时,甚至在激烈的战斗期间,他们两人始终通过电报或电话保持联系。

关于斯大林,朱可夫作了一番令西方世界颇感陌生的描述:这是一个性子急、城府深、易动怒的人,生气时“两眼发直、脸色苍白、目光沉重冷峻”。朱可夫对于斯大林性格的这一面非常了解,对于他们在战时的分歧和争吵也毫不掩饰。二人的脾气都比较急躁,也难怪他们总是无法克制自己。但是,斯大林需要朱可夫,而且随着战争的进展,他愈发器重朱可夫,直到任命他为最高副统帅。据朱可夫介绍,面对很容易就暴跳如雷的斯大林,很少有人敢于理直气壮地针锋相对,但朱可夫是能够这样做的为数极少的人之一。

在朱可夫的战争*中,明显流露出对于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大肃反”所造成的后果的痛心。像绝大多数人民一样,朱可夫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才了解到斯大林及其政治亲信所制.造的一系列恐怖事件的详情。朱可夫谈到了斯大林在战前对军队的血腥大清洗,诸如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以及上万名军官都蒙冤死去,他们再也无法复生。毫无疑问,如果这些人还活着,那么1941—1945年间的战争伤亡将会减少很多。事实上,在XTL进攻苏联的闪击战刚刚打响时,红军就已经深深地感到极度缺乏指挥员和专家。在*中,朱可夫简要列举了在斯大林“大肃反”中丧生的高级将领,一些人还与他有过私交,其中就包括朱可夫非常崇敬的图哈切夫斯基和乌博列维奇二人。

至于斯大林的军事才能,朱可夫用了三句话予以概括:“可以说斯大林精通组织方面军或数个方面军作战的基本规则,并能远见卓识地加以运用。当然,他也熟悉主要的战略理论。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的能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他的意思是说,从战争爆发到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的一年半时间内,斯大林在实践中完成了战略、战役和战术方面的学习。

如果人们赞同朱可夫的观点(这也是其他一些苏联元帅和将军们的观点,如华西列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梅列茨科夫、巴格拉米扬、什捷缅科),那么一些作家认为在战时斯大林只会犯错误和干涉他的将军们的观点就难以站住脚。梅列茨科夫说,当最高统帅向下级军官们讲授政治和军事知识时,相应地也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对于这种说法,许多将军都深有同感。

在厚厚的*中,朱可夫提到了自己战时与最高统帅的数百次会面和谈话,阅读这本*就能够更多地了解斯大林。以下就是朱可夫与斯大林的会面中比较重要的几次。?眼1?演

1941年,就在战争爆发前夕,铁木辛哥元帅打电话给时任总参谋长的朱可夫,说斯大林过几天想见一见他。“光头”铁木辛哥是红军中的显赫人物,当时已被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

“他会问些什么问题?”朱可夫说。

“任何问题,”铁木辛哥说,“但你切记,他讨厌长篇大论。在我面前要用几个小时的报告,必须在10分钟内向他讲清楚。”

朱可夫非常吃惊,说道:“10分钟内我能向他讲明白什么?这都是一些很重要的问题,需要慎重考虑。要理解问题的重要性,采取必要的措施。”

“你打算告诉他的,他基本上都知道,”铁木辛哥说,“因此你要尽可能地抓住要点。”

星期六晚上,朱可夫前往莫斯科郊外的斯大林官邸拜见这位最高统帅,同时为他认为有可能问到的许多问题做了准备。他在到达后,发现铁木辛哥和其他几个将领已经先到了。在打过招呼后,斯大林询问朱可夫是否知道“卡秋莎”火箭,朱可夫回答没见过,斯大林就让铁木辛哥过几天带他去试验场参观一下火箭的发射。然后又问朱可夫总参谋部那边的情况怎样。朱可夫回答,鉴于政治和军事形势非常严峻,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来弥补西部边境防御体系和武装部队内部的不足。

在场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插话道:“如此说来,你认为我们很快就要同德国人开战了吗?”

斯大林用眼色示意莫洛托夫不要插话。

听完朱可夫的汇报后,斯大林请大家共进晚餐。期间,谈话继续进行。斯大林问朱可夫对于德国空军的看法。朱可夫首先肯定了德国空军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接着指出苏联空军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新型歼击机和轰炸机太少了。

朱可夫回忆说,这顿晚餐和往常一样简单,先是浓稠的乌克兰红菜汤,而后是可口的麦片和炖肉,最后是新鲜水果。斯大林的兴致很高,甚至开起了玩笑。他喝低度的格鲁吉亚葡萄酒,并且竭力劝大家也喝一点,但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白兰地。

朱可夫说自己一回到参谋部,就草草记下了斯大林讲的每一件事情,并把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挑了出来。

7月底(XTL发动侵略后的第二个月),斯大林再次召见朱可夫和铁木辛哥。朱可夫在前往斯大林的官邸的路上思忖,斯大林可能是想与他们商讨针对不同的部队应该进一步采取什么样的具体行动。但是,斯大林的真正目的与朱可夫的想法完全不同。一进房间,朱可夫和铁木辛哥就看到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已经在桌子周围就坐。斯大林穿着一件旧夹克,站在房间的中央,手里的烟斗没有点燃,(据朱可夫所知)这是一种表明斯大林极不高兴的最标准的姿态。朱可夫明白,已经有人指责铁木辛哥在战场上的表现欠佳。

“现在,”斯大林开口说道,“政治局已经讨论了铁木辛哥担任西线指挥官时的一切表现,决定解除他的职务,建议由朱可夫接任。”斯大林转身面向铁木辛哥和朱可夫,问他们有何想法。

铁木辛哥一言不发。

“斯大林同志,”朱可夫说,“频繁地更换战场指挥官,只会对作战行动产生不好的影响。新任指挥员几乎来不及熟悉战场形势,就不得不开始指挥极度残酷的战斗。铁木辛哥元帅担任战场指挥官还不到4个星期。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中他才逐渐了解了部队的情况,了解了他们的专长和能力。他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并把敌人牢牢钳制在该地区达一个月之久。我认为没有人能做得比他更好。更为重要的是,部队信任铁木辛哥。我认为在这个时候解除他的职务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适的。”

年长的总书记米哈伊尔?加里宁一直在认真倾听,这时插话道:“我认为朱可夫说的对。”

斯大林不慌不忙地点燃了烟斗,环视了周围其他人,说: “那我们就同意朱可夫的话喽?”

“是的,斯大林同志,”几个政治局委员应声,“相信铁木辛哥会对一些做法进行调整的。”

朱可夫和铁木辛哥随后离开了会场,但铁木辛哥很快就奉命返回前线。

朱可夫认为:“很显然,对铁木辛哥的指责极大地伤害了他的感情,但在那个时候,战争中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不可能非常周到地考虑到个人的感情,因为总是有许多重大的、错综复杂的问题需要处理。”

朱可夫说,斯大林往往表现得完全缺乏礼节和俗套。他在最高统帅部或国防委员会(斯大林是这两个机构的最高领导人)的准则体系内所做的每一件事,最终都得到了这两个部门的批准并得以立即实施。

7月份,朱可夫和斯大林之间发生了一次非常有名的激烈争吵。那是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会议上,朱可夫做了一个长篇报告,建议从各个方面加强中线战场。当时,中线似乎是全国防御体系中最危险的地方。他建议从远东抽调至少8个战备师,其中包括一个坦克师来加强中线。L.Z.梅赫利斯———最高统帅部的一名成员———插了一句朱可夫认为是讥讽和挖苦的话:“你想把苏联远东地区拱手让给日本人?”

朱可夫没有理睬。梅赫利斯当时是苏联最高统帅部派往前线的代表,他经常鲁莽且仓促地作出决定,因此落下了一个不好的名声。在许多危急关头,他总是武断地建议解除指挥员的职务,这种做法经常让很多人感到不公平。

朱可夫继续建议立即将西南方面军撤过第聂伯河。

所有人看得都很清楚,斯大林显然非常担心乌克兰首府基辅的安危。

当然,朱可夫事先也明白“放弃基辅”对于斯大林和所有苏联人民意味着什么,但是,他定了定神接着说道:“我们不能再感情用事了。作为总参谋长,在生死攸关之际,我必须提出唯一可行的而且正确的战略决策。”朱可夫相信参谋部全体成员都支持他的想法。

“我们必须放弃基辅。”他坚定地说。

好长一阵子,所有人都沉默不语。朱可夫竭力控制着情绪,尽力表现得非常冷静,继续说道:“西南方面军需要马上组织反攻,把敌军歼灭在莫斯科以西的叶尔尼亚突出部。N粹将来可能利用该突出部作为跳板进攻莫斯科。”

斯大林再也忍耐不住,怒喝道:“什么反攻?简直胡说八道!”他突然高声质问:“你怎么能够想得出把基辅拱手送给敌人?”

朱可夫事后承认他再也无法克制住自己了,针锋相对地回答:“如果您认为我这个总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那我在这里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请求解除我的职务,把我派到前线去,在那里我可能对国家更有用处。”

双方突然间陷入了窘境。

沉默一会儿后,斯大林说道:“请不要激动!如果你非要这样,没有你我们照样能行。”

朱可夫答道:“我是一名军人,随时准备执行任何命令,但是,我对于战场形势和作战方案有着坚定的看法,我相信这种看法是正确的。我的报告不仅是我自己的真实想法,也是总参谋部的一致观点。”

斯大林没有打断朱可夫的话,在平息了怒火之后,用平静了一些的口气说道:“干你的事情去吧,我们会通知你的。”

朱可夫收起地图,心情沉重地走出会议室。但半个小时后,他被再次叫回去见最高统帅。

斯大林说:“你知道,经我们研究后一致决定,解除你的总参谋长职务,由沙波什尼科夫接替。事实上,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但我们会帮助他恢复健康的。我们想让你去做一些更实际的工作,你在实战条件下指挥军队的经验很丰富,在前线部队肯定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你仍然是副国防人民委员和最高统帅部成员。”

朱可夫:“你要我去哪里?”

斯大林:“你想去哪里?”

朱可夫:“我可以做任何工作。我能指挥一个师、一个军、一个集团军或者一个方面军。”

斯大林:“别激动,别激动!你以前说过要在叶尔尼亚组织一场会战,现在你去负责这件事吧!”

斯大林停顿一下后,接着说:“必须把勒热夫—维亚济马防线(莫斯科西部)上的各个预备集团军的作战行动统一起来,任命你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你什么时候动身?”

朱可夫:“一小时内。”

斯大林:“沙波什尼科夫很快就要到总参谋部,你俩交接一下就出发吧!”

朱可夫:“我可以走了吗?”

“坐下跟我们一起喝杯茶,我们还要谈一些别的事情。”斯大林面带微笑地说。

朱可夫回忆道: “我们在桌子旁坐下来开始喝茶,但谈话并没有顺利进行。”

一个月后,朱可夫在前线收到了斯大林的一名助手从克里姆林宫发给他的一封电报,问他能否直接动身去莫斯科。

他立即回复,询问自己能否晚一些到达莫斯科,因为在错综复杂的战场形势下,他需要“恢复战斗队形”,步兵第149师当时正在与敌人激战。

他的回电原文如下:

叶尔尼亚一切进展顺利,我们已经到达叶尔尼亚—斯摩棱斯克铁路!如果命令我离开,我将让波格丹诺夫代理我的职务,并命令他把罗斯拉夫利地段的部队指挥权交给索宾尼科夫。我等候斯大林同志的指示!

一分钟后,斯大林亲自发来电报。

斯大林:朱可夫同志,你好。如果那样的话,你可以晚些来莫斯科,现在到前线巡查去吧!

朱可夫:斯大林同志,您好!我必须在一两天内到最高统帅部吗?我能否按照我的计划行事?

斯大林:你可以按照你的计划行事。

朱可夫:好吧!谨向您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9月6日,德军在叶尔尼亚突出部的集团被歼灭,这次战役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但并非每一件事情都进展顺利。第43集团军的一个步兵师在强渡斯特里亚纳河后向前快速推进,当时并没有留心其左翼的安全防护。朱可夫称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他说:

这位年轻的缺乏经验的师长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没有按要求采取措施为战斗安全提供保障。敌人当即利用这一错误,发起一次坦克反击,打乱了该师的战斗队形。在此不利情况下,红军仍然顽强战斗,机智灵活地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给德军造成相当大的损失。在我方反坦克炮兵和师属炮兵的打击下,敌人的装甲部队损失巨大。

但朱可夫接着说:

很难说哪一方遭受的损失更大。德军多次进攻都被击退,但我方也被迫停止在这一地区发动进攻。这就是该师长考虑不周就贸然行动所付出的代价。直到9月9日晚,我一直不得不与这位师长一起呆在他的指挥所内,纠正他所犯下的错误。

朱可夫收到了一封意外的电报,最高统帅召他晚上8时之前赶到克里姆林宫的最高统帅部去。

电文中只有这些内容,很难理解为什么召见我?我不得不去,但战场形势又需要我留下来,直到集团军左翼的战斗队形得到恢复。而且我还要向集团军司令员下达其他一些战斗命令。另外,去莫斯科的距离太远。根据要求的时间,估计我要迟到了。斯大林极不能容忍他所召见的任何人迟到。但我能做什么呢?战场局势可不会迁就指挥官的秉性脾气的,必须要对什么更重要作出正确的抉择:是完成战场上的战斗任务,还是根据上级的命令准时拜见最高统帅,完全忽视前线的紧急战况?

朱可夫随即给最高统帅发了一封电报:“鉴于这里的形势,我可能会迟到一小时。”

尽管朱可夫身居高位,但在回莫斯科的路上内心仍然忐忑不安。“我不知道怎样解释第24集团军左翼的危急形势,才能够更让人理解和信服,从而使斯大林不会怪罪我的迟到。”

漆黑的夜色中,朱可夫到达了克里姆林宫。突然,一道刺眼的手电筒光照到他的脸上。车停了下来,他认出迎面走来的是负责安全的警卫队长。

“最高统帅命令我前来接您并带您去他的房间。”这位队长说。

我下了车,跟在警卫队长后面。看起来,问他任何事情都是徒劳的,因为他不会回答我的问题。当我踏上通往二楼斯大林房间的楼梯时,我仍然没有想好该如何来解释我迟到的原因。一进餐厅,就看见斯大林、莫LUO托夫和其他一些高级官员围坐在桌子旁。我说道:“斯大林同志,我迟到了一小时。”

斯大林看了看手表说:“一小时零五分钟,”但接着又说:“坐下吧,如果饿的话,先吃点东西。”

最高统帅仔细研究着列宁格勒的形势图,在场的人都静静地坐着。我什么也没吃,也没说话。最后,斯大林突然从地图上抬起头来,看着我说:“我们已经再次讨论了列宁格勒的形势。敌人在9月8日攻占了施吕瑟尔堡,炸毁了巴达耶夫的粮食储备库,大量的粮食化为乌有。我们已经与列宁格勒失去联系,全城居民的处境非常危急。芬兰军队正从北面进攻卡累利阿地峡,而N粹北方集团军群在第4装甲集群的增援下,正从南面进攻列宁格勒。”

斯大林说完后又把目光转向了地图。

列宁格勒的前身是著名的圣彼得堡(由彼得大帝建造),号称“十月革M的摇篮”,是苏联第二大城市,同时也是苏联第二大工业城市和重要的航运港口,如今正面临着极大的威胁。

斯大林突然请朱可夫评价一下莫斯科的形势。朱可夫说,莫斯科必须做好坚守防御的准备,N粹军队如果不结束列宁格勒战役并同芬兰军队会合,就不大可能对莫斯科发动进攻。

随后,斯大林宣布:“你现在飞往列宁格勒,从伏罗希洛夫手中接管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的指挥权。”

这种情况令朱可夫始料未及,但他表示将立即起程。

“你必须格外小心,”斯大林说,“你要飞越德国空军控制的地区和拉多加湖才能够到达列宁格勒。”他又说道:“最高统帅部将在你到达列宁格勒后再下达对你的任职命令。”

“这些话流露出斯大林对我这次列宁格勒之行安全的极大担心。” 朱可夫说。

在离开前,朱可夫请求允许他带2~3位将军随同他一起前往,相信他们会在那里大有作为。

“你想带谁就带谁吧。”斯大林答复道。

莫斯科中央机场的上空乌云密布。机长说:“飞越敌军上空,这种天气再好不过了。”

从莫斯科到拉多加湖的上空一直是厚厚的云层,再加上大雨和低空乌云,敌人的战斗机被迫停在地面,因此很适合飞行。但与此同时,这次飞行很有可能导致重大事故。

在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朱可夫一行的行程非常顺利。飞机飞临拉多加湖上空时,天气好转,红军一架战斗机接到命令起飞护航。当时,朱可夫的座机飞得很低,距离水面很近,突然德军两架“梅塞施米特”战斗机从后面追来。幸运的是,朱可夫的座机很快就在列宁格勒机场安全降落。由于当时太匆忙,朱可夫没有来得及弄明白护航的战斗机为什么没有把敌机驱走。

1942年1月初,红军准备在最短时间内发动一次总攻。在莫斯科前沿,红军已经取得了几次较大的胜利,迫使敌人向后撤退了200公里。这时,朱可夫奉命返回莫斯科,参与讨论和制定新的反攻方案。苏联红军已经夺取了克林城,朱可夫在读《真理报》时注意到上面刊登了到克林城访问的英国外JD臣安东尼?艾登的声明。朱可夫引用艾登的话说:“我很高兴看到苏军取得的赫赫战绩,这太鼓舞人心了。”

在最高统帅部,斯大林征询朱可夫对于计划草案的看法。

朱可夫说:“我们必须在西线进行攻势作战,那里的形势对于我们更加有利,而敌人还来不及恢复战斗力。”但他接着又指出,如果兵员和武器得不到及时补充,进攻就可能失败。物资储备和坦克团也必须建立起来。

朱可夫继续谈下去,这一次谈到了人员伤亡问题。伤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朱可夫经常因此遭到指责,批评他在西线作战时无视士兵的生命。这是一个能够用来证明他反对不必要的人员伤亡的很好例证。

朱可夫说:“至于列宁格勒方面军和西南战区的攻势作战,我必须说明我们的军队面对的是强大的敌军防御体系。如果没有强大的炮兵,我们将无法突破防线,只能遭受无谓的重大伤亡。我还是赞成加强西部战区的力量,加强那里的进攻。”

最高统帅部有人發言说,同时加强所有战区的攻势作战是不可行的。而后,斯大林指示铁木辛哥支援西南方向上的进攻作战。

当其他人都离开会议室后,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对朱可夫说:“你根本没有必要争论,最高统帅早已把进攻方案定了下来。”

“那为什么还要征求我们的看法?” 朱可夫问。

“亲爱的朱可夫同志,我可不知道。”沙波什尼科夫回答。

两星期后,最高统帅部下达命令,将第1突击集团军撤出战斗,编入最高统帅部预备队。朱可夫和西方方面军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将军请求保留第1突击集团军的编制。

但我们得到了同样的答复:这是最高统帅部的命令!

我给斯大林打电话,坚持认为撤出第1突击集团军将会削弱我们的进攻力量。但我得到的答复却是:“这次愚蠢的谈话到此为止,数一数你的集团军,你手中的兵力够多了!”

我试图再做一番努力:“斯大林同志,我部据守的战线很长,而且沿线到处都在进行激战,不可能重新进行调整部署,我请求您不要把第1集团军从西部方面军的左翼撤出,不要减轻对敌人的压力。”

斯大林一言不发就挂断了电话。朱可夫说,他又和沙波什尼科夫通了电话,但无济于事。

“我亲爱的同志,我无能为力,”沙波什尼科夫说,“这是最高统帅本人的决定。”

几年后,谈起在库尔斯克击败德军时,朱可夫并不认为斯大林单独作出了许多重大决定。

斯大林逝世后,人们逐渐开始认为在许多重大的军事和战略问题上,他总是独断专行。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已经说过,只要有熟悉事情真相的人向他汇报工作,他总能够耐心甚至虚心听取意见,在他尚未作出决定前甚至会改变自己的决定。这才是事情的真相。

朱可夫所说的事情就是斯大林命令沃罗涅日和草原两个方面军立即发起反攻(在1943年7月底)。但朱可夫表示军队需要补充新的燃料和彈藥,需要进行缜密的侦察,需要各个部队之间的密切协作,还需要重新调整部署。“反复讨论之后,最高统帅勉强同意了我们的观点,决定把反攻至少向后推迟8天时间,因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苏军在库尔斯克取得胜利之后,接连遭到重大挫败的N粹国防军被迫后退。这时,朱可夫和斯大林之间很少再出现意见相左了。从那时起一直到德国投降,红军在战场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每当取得一次重大胜利,莫斯科的夜空总要鸣枪庆祝,广播电台则反复播报获胜部队的司令官的名字。

胜利日一个月后的一天,斯大林问朱可夫是否已经忘了怎样骑马。

朱可夫回答:“不,我还没有忘记。”

“很好,”斯大林说,“在胜利阅兵式上由你担任阅兵式首长,罗科索夫斯基负责指挥。”

一开始,朱可夫表示反对:“谢谢您给予我如此崇高的荣誉,但您是最高统帅,担任阅兵式首长的最合适人选应该是您本人。”

斯大林回答:“我太老了,不适合检阅部队了,你年轻一些,还是你去吧!”

1945年6月24日上午9时57分,朱可夫骑着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由内战期间著名的骑兵西蒙?巴德尼挑选出来)出现在克里姆林宫斯帕斯基大门处。“我听到一声清晰的指令‘全体立正!’紧接着响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眼2?演

时针指向上午10时。

朱可夫事后说:“说实话,我感到心跳加快……我策马向前行进,随着格林卡的雄壮的《光荣颂》乐曲声在红场响起,苏联人民也在内心深处默默吟唱。突然,乐曲声停下来了,整个红场一片寂静。我听到阅兵式总指挥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用洪亮而又清晰的声音向我报告。他肯定也和我一样紧张,但他的报告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一下子就平静下来了。”

朱可夫看到“战士们饱经战火熏燎的脸庞,此时看上去非常果敢和刚毅”,他们的眼睛炯炯有神,挂在崭新制服上的各种勋章熠熠生辉———所有这一切都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在激昂的鼓声中,200名老兵将战争中缴获的200面N粹旗帜抛到了列宁墓前。朱可夫此刻的心情无比激动,他在沉思苏联无数的优秀儿女在与残暴的敌人的战斗中牺牲,未能活着亲眼看到这个欢乐的日子。

朱可夫以驻德苏军总司令兼盟军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的身份返回柏林,他向美、英、法三国提议应当在柏林举行胜利大阅兵,以庆祝彻底战胜XTL的N粹德国,阅兵首长由苏、美、英、法等四国军队的总司令担任。但就在阅兵式举行前夕,他得到通知,上述几国最高军事领导人将不参加柏林的阅兵式,改由他们的副手代为参加。

朱可夫立即打通了斯大林的电话,报告了这一情况。斯大林听后说:“他们想降低反XTL同盟军队大阅兵的政治意义……别理他们,你去检阅吧,而且,我们比他们更有资格这样去做。”

如果斯大林此言指的是流血牺牲的话,事实的确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牺牲者,每5个人中就有3个是苏联人。

在9月7日检阅完走过柏林大街的盟国军队后,朱可夫发表了演讲,高度赞扬了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和所有为战胜N粹德国、取得共同胜利而作出了贡献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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