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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血与金属之荣耀 曼帅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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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历史爱好者一个,所以对周围的变化显得漠不关心(所以想法略有僵硬),因为喜爱战争机械,所以时常幻想着第n次世界大战(这···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中二么?)。因为信奉存在主义,所以一直坚信存在即有理(现在正纠结于高中历史书越来越像政治这一问题)。因为曾被唯心主义毒害,所以常表现为一种近乎狂热的自信(我就是真理!),其实内里是个十分谦逊随和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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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农民阶级注定难成大器  

2011-09-06 12:08:56|  分类: 杂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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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一个腐朽的旧王朝,建立另一个同样腐朽的新王朝这就是天朝的农民革命。——曼帅语(我也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我的原创)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这是初中历史教科书八年级上册第20页上对义和团的描述,接下来还有相关介绍:“甲午中日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一些外国教会也猖狂地欺压中国人民。从1898年起,活跃在山东的民间组织义和团,掀起了反帝爱国运动。上面的歌谣就是当时传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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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清灭洋”的义和团
国内著名史学家白寿彝也在巨著《中国通史》中这样叙述义和团运动:“义和团的反侵略斗争,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很多人踊跃参加……也提出了‘助清灭洋’、‘保清灭洋’等意思大致相同的口号。后来‘扶清灭洋’这个口号逐渐为各地义和团所普遍采用,成为义和团的行动纲领。”(白寿彝:《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不能忍受外侮压迫之情感上之爆发”
国学大师钱穆在以传统社会价值为立场的《国史大纲》中则从社会视角分析:“盖清自乾嘉以下,世道日衰,学者惟有训诂考据,不足以安心托命,乃转而逃此。下之则为天理教、八卦教、白莲教、红灯教、上帝会之此仆彼起,上之则有朝廷亲贵大臣,倚信拳民以排外,而酿成庚子之祸。庚子拳乱,虽挟有不少可笑的迷信,然其为中国上下不能忍受外侮压迫之情感上之爆发则一。”(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
“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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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瓜分天朝,几个洋人的嘴脸很分明老女人是英国女王、戴头盔的是普鲁士的威廉皇帝、大胡子是俄国沙皇尼古拉、年轻女人是玛丽安娜法国的象征、武士和小辫子是日本和天朝
这些出身五湖四海的好汉,在邹容、鲁迅、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亲历了这个时代的人笔下,却成了“横暴恣睢”(邹容语)、“反动”(鲁迅语)、“顽固”(蔡元培语)、“陈死寂灭之气象”(李大钊语)、“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陈独秀语)等负面形象的集合体。一曰“反帝爱国”、一曰“专制黑暗”,大家们对义和团的评价为何如此泾渭分明?这就需要了解在那个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庚子年,义和团究竟是如何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的。
“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陈独秀:《克林德碑》,写于“义和团”运动后第18年,作者系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一大至五大党的最高领袖。
 全国义和团起事后近一年只杀掉一个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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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毛子确实要比老毛子好杀
据美国历史学家施达格研究,在“1900年5月31日(注:时距义和团大师兄朱红灯1899年夏在山东杠子李庄树起‘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大旗已近一年)之前,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在中国的任何地方,没有一个外国人是死在拳民手上的;惟一的一个就是卜克思先生在山东的遇害”。(George Nye Steiger:《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1927年英文版,转引自牟安世著:《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而庚子事变期间在华洋人的大量死亡(据统计约五百人),则出现在清朝步军统领庄亲王载勋大贴悬赏洋人首级的告示之后,赏格明码标价,很难赖账:“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这也证明了一个道理:革命,不能只靠自觉。
每杀一洋人就杀百倍华人
义和团运动平息后,外国教会经统计得出结论:共241名外国人在1900年夏被杀。根据其他材料,对于外国平民被杀的最高统计则是500多人。(陈独秀:《克林德碑》,原载《新青年》5卷5号)而仅在直隶一省,中国籍教民的死亡人数就在两万人以上(据《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文章《义和团运动期间直隶省的天主教教民》,作者: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系法国国立科学研究院特级研究员),更遑论山东、山西、陕西等地的遇害者了。至于那些被义和团冠以“X毛子”、“白莲教”等名目杀害的普通中国人,更是不计其数(据陈独秀《克林德碑》,仅在北京城内,就有“死者十数万人”。)
“反帝”阶段性成果:北京城“死者十数万人”
马克思曾分析过,东方农民那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卷)陈独秀则在《克林德碑》一文中这样叙述了义和团对北京市民的荼毒:“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陈独秀:《克林德碑》,原载《新青年》5卷5号)就这样,北京城内教民大部死于义和团刀下,幸存者便逃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依附洋人,筑垒自保。
“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写于“义和团”运动后第17年,作者系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反帝”措施一:划成分 杀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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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这些玩意儿还是咱天津卫出土的
义和团既然只“灭”掉了一个洋人,那为何还要对同胞痛下杀手呢?这是因为比起老毛子来,还是同为中国人的二毛子、三毛子……乃至十毛子更好“灭”。义和团当时用划成分的办法把斗争对象分为“十毛”:老毛子(即大毛子)是遍体黄毛的洋人;二毛子是教民;三毛子以下分别以用洋货,行洋礼,崇洋、让洋等标准区分,“十毛之人,必杀无赦”(佐原笃介《拳事杂记》,载《义和团》第1册),“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柴萼:《庚辛纪事》,载《义和团》第1册)。
逢“洋”必灭 不灭者“惟洋钱而已”
这划成分的办法一旦流传开来,义和团“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钱而已。”(《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又如:“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身带铅笔、洋纸被团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某“有洋书两箱,亦被团众用刀斫。”(佐原笃介:《拳事杂记》,载《义和团》第1册)更甚者,即使不沾“洋”字,划不得成分,只要得罪了义和团也下场可期,镶白旗汉军副都统(八旗中各旗的副长官,秩正二品)庆恒就因义和团寻仇被灭门。庆恒既是二品高官,又是主导义和团入京的载勋、载漪两王之好友,好友虽遭灭门,两王也不敢深究,只得草草以“伪义和团”销案。
拳众口号云“必斩一龙二虎十三羊”,“扬言当尽灭诸夷,不受赐,愿得一龙二虎头。一龙为上。二虎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也。”——郭则澐:《庚子诗鉴》,作者系清光绪年间进士,北洋政府代国务院秘书长。
“反帝”措施二:必斩一龙二虎十三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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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斩洋人不成反被斩,话说义和团最后还是被镇压了
在一心“灭洋”的义和团面前,平民百姓固然人头落地,清朝高官也难逃无妄之灾。当慈禧御笔亲批“拳民忠贞、神术可用”后,“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此时义和团又发现了新的斗争对象——“一龙二虎十三羊”。当然,这一榜单中仍并无一个洋人。时人记述,拳众口号云“必斩一龙二虎十三羊”(郭则澐《庚子诗鉴》);“扬言当尽灭诸夷,不受赐,愿得一龙二虎头。一龙为上。二虎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也。”(郭则澐《庚子诗鉴》);拳党又倡呼种种名目:“德宗谓之一龙,礼王、庆王谓之二虎,百官谓之羊……” (柴萼《庚子纪事》) 从义和团的口号中可以看到,“一龙”指清德宗光绪皇帝,“二虎”指主导洋务运动的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但凡支持他们的维新派官员,都叫做“羊”,意即除了少数保守派官员,朝廷上下无不可杀。
光绪皇帝侥幸逃生
一如既往,义和团在杀中国人时毫不手软。1900年6月25日,便有义和团六十余人与数名满洲贵族直闯瀛台屠“龙”,虽被慈禧制止,但光绪这条“龙”也是生不如死,甚至被端郡王载漪的儿子面斥为“十毛大逆”中的第二等——“二毛子”(据《景善日记》及多种杂著)。至于“二虎”,李鸿章当时被慈禧下放广州,让义和团鞭长莫及。据文献记载,李氏初闻下放消息时乐不可支,义和团在北京大闹时,他在广州幸灾乐祸:如今“北事大坏”,收拾残局,“舍我其谁”(见《李鸿章年(日)谱》)。另一“虎”奕劻虽然留京,但由于多年位高权重,加之此时装聋作哑,不好杀也。真正人头落地的,便轮到“十三羊”了。
部级高官命丧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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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廷斩首义和团众,貌似重口了
“十三羊”如前文所述,所指何人说者不一,但他们和类似的什么“十三太保”、“十八罗汉”等等一样,前几名都是固定的。前五“羊”应该是力主剿拳议和的五大臣: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7月28日被杀,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前户部尚书立山则是8月11日被杀。除此之外,“擒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思永”,“杀编修刘可毅”,逼得“京朝官纷纷南遁”(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载《义和团》第1册),连两位力保义和团进京的朝廷大员——吏部尚书孙家鼐和大学士徐桐也不能幸免,家中皆被义和团洗劫。徐桐被抢之时,义和团还把这位“老道”(徐之诨名)拖出公审。八十岁的老进士跪地哀求方得幸免。就这样,“入团习拳”的团民们在北京杀尽抢够了,再分头攻打东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来助兴。义和团已把半个北京夷为平地,另一半则有待于八国联军接班,而继续其烧杀掳掠之余孽。
诚如斯大林的名言:“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人只是个统计数据”。而在庚子年间,死在义和团刀下的洋人有人统计;在义和团刀下枉死的千千万万同胞,甚至连“统计数据”都没有。义和团们在“反帝”时杀戮同胞毫不手软,在面对货真价实的外国侵略者时,又作何表现呢?下一个专题会为你解答这一教科书之外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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