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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血与金属之荣耀 曼帅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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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历史爱好者一个,所以对周围的变化显得漠不关心(所以想法略有僵硬),因为喜爱战争机械,所以时常幻想着第n次世界大战(这···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中二么?)。因为信奉存在主义,所以一直坚信存在即有理(现在正纠结于高中历史书越来越像政治这一问题)。因为曾被唯心主义毒害,所以常表现为一种近乎狂热的自信(我就是真理!),其实内里是个十分谦逊随和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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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的第三帝国  

2012-06-07 09:15:59|  分类: 战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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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艺术为政治服务”这一理念的忠实信徒,约瑟夫·戈培尔的名字不该被落下。这位拥有文学博士学位的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深知,相比报纸和广播,政治化的艺术才是慑服人心的最佳手段。正是在他的授意下,在视流行音乐为异端的第三帝国,诞生了一支“御用”爵士乐队;他们为法西斯政权歌功颂德的乐声,随着电波和唱片贯穿于二战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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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封杀转为利用

20世纪30年代末,爵士乐风行欧洲大陆(曼帅我喜欢的爵士乐走那么可能这么古老!),惟独在纳粹德国处境艰难。美国《史密森尼杂志》网站载文称,这主要是因为爵士乐源于美国且“雅利安人的贡献不多”,纳粹遂将其认定为堕落的象征,称“即兴中断和重击……会破坏日耳曼民族的纯洁和纪律”。在公开场合,第三帝国高官的措辞更加严厉,“罪恶巴比伦”曾是戈培尔对爵士乐的蔑称。

这样的表态在当时并不令人奇怪。毕竟,打压流行音乐是纳粹当局一以贯之的政策,最不济的情况下也要保证其“XX正确”。为此,第三帝国文宣系统颁布的各种限制性条款称得上五花八门。按照捷克音乐家兼作家乔瑟夫·史考弗瑞奇在其小说《低音萨克斯管》引用的法令内容,民间爵士乐队必须遵循以下要求,才能在德国境内正常演出:

狐步舞节奏不超过全部曲目的20%;歌词要表达“生活的喜悦”,而非“犹太风格的忧郁”;曲风要轻快,与雅利安人的纪律和节制感相称;最多只能有10%的切分音,杜绝歇斯底里的节奏;严禁使用与德国精神相悖的乐器;低音提琴必须独奏;弦乐器禁用拨弦;禁止即兴演唱;应限制使用萨克斯管,用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取而代之……

不过,供职于纳粹宣传部的官员们逐渐意识到,一味打压流行音乐可能适得其反——民众打开收音机时,并不想翻来覆去地听那些歌颂国家社会主义的进行曲。随着战火熊熊燃起,戈培尔率先意识到,要想消除国民的厌战情绪并打击英美对手的士气,作为武器的流行音乐必不可少。与其单纯地封杀,倒不如给爵士乐一点自由,令其“为我所用”。

乐队骨干特权众多

有了灵感,戈培尔很快开始招兵买马。这支“御用”爵士乐队的头面人物,既要在艺术领域有说得过去的造诣,政治忠诚度也容不得半点含糊。思来想去,次中音萨克斯管演奏家卢茨·滕普林成了合适的人选。滕普林并非纳粹党员,但生性圆滑,同包括戈培尔在内的多名高官私交甚笃,自然,文宣部门在策划“爵士乐攻势”时首先想到就是他。

接下来,希特勒的宣传部长又找来了爱尔兰裔美国人威廉·乔伊斯和贝利·斯图尔特,安排他们给乐队主唱卡尔·施威德勒出点子、写歌词。来自杜伊斯堡的施威德勒时年38岁,天性机灵善变,在黑白颠倒的艺术界同样如鱼得水。投身乐坛前,他曾在外交部广播局的美国司工作,英语完美无瑕,低音尤其浑厚。

既然是被戈培尔相中的红人,乐队骨干们享受的特权自然少不了。就拿施威德勒说,即便是战争最激烈之时,他仍然过着花花公子般的生活,穿着印有党卫军字母的名牌衬衫到处旅行,还经常以采购唱片的名义前往瑞士,每次带回的名酒、巧克力、香烟都比音乐素材多几倍。据贝利·斯图尔特回忆,“他一边炫耀伊顿公学的领带,一边摆弄刻有盾形纹章的巨大戒指。”至于服兵役,有宣传部长撑腰,这项义务自然与乐队成员无关。

纳粹宣传机器的效率不可谓不高。战争爆发后的第五个月即1940年1月,德国听众吃惊地发现,收音机里重新响起了一度销声匿迹的爵士乐,滕普林挂帅的“查理和他的乐队”从此走进千家万户。这里不能不提一下德军王牌飞行员沃纳·莫尔德斯,此人是狂热的爵士乐爱好者,总是趁着升空作战的机会收听来自英吉利海峡对面的广播——英国BBC会定期播送流行音乐节目。据说,当戈培尔把官办爵士乐队的方案呈报给希特勒时,正是莫尔德斯“收听敌台”的事迹,促使元首拍板批准了这一项目。

篡改歌词为宣传服务

虽然和英美同行相差甚远,“查理和他的乐队”提供的爵士乐,还是比纳粹德国兜售的其他东西更具诱惑力。其中,知名钢琴演奏家普里莫·安杰利和号称“德意志第一鼓手”的弗里茨·布洛克斯皮尔出力甚多。当然,作为官方认证的乐队,政治正确性是他们必须时刻牢记的,用纳粹宣传部官员的话讲,“我们绝对不能像黑人和犹太佬那样,整天光演奏那种颓废的玩意儿”——在乐队创立初期,真正的爵士乐只占全部曲目的15%左右。

这支乐队演奏的曲目,许多来自好莱坞电影和百老汇音乐剧。尽管施威德勒等人有权购买属于“违禁品”的外国唱片,相当一部分曲目,仍是经无线电监听站接收并转录的。

大概是为了吸引听众,每首歌曲的第一段保持原样,接下来的部分就变了味:丘吉尔是醉醺醺的自大狂,为躲避炸弹整夜藏在地下室里;罗斯福则是金融寡头的傀儡;盟军参战的全部目标都是“为犹太人造福”……大多数情况下,类似的“二次创作”遵循固定模式:宣扬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企图让听众相信,第三帝国的胜利是迟早的。

随着战争继续,越来越多的德国公民应召入伍,乐队的规模却不断膨胀,人员成分也变得复杂起来,甚至出现了来自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的面孔。通常来说,他们上午现场演奏爵士乐,下午前往其他地点重新集结,演奏的内容也换成了官方核准的“爱国主义歌曲”;到1943年秋天,盟军对柏林的空袭加剧,乐队被迫迁到斯图加特,只做直播。

即便如此,乐队的演奏水准保持了相对稳定。1943年5月,一位名叫彼霍内克的编曲在日记中吹捧道:“我晚上到了柏林。在黑暗中,可以依稀辨认出被毁灭性空袭炸塌的大楼……第二天早上,我前往巨大的广播中心,那种感觉就好像爱丽丝漫游仙境。这个乐队有3把小号、3把长号、4个萨克斯管以及完整的伴奏群……滕普林先生招募了全欧洲最优秀的音乐家!他们正在演奏爵士乐!千真万确,都是些最新的美国歌曲!”

无人在战后遭追究

然而,外界并不十分清楚,不少音乐家与纳粹宣传机器的合作,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如果没有“查理和他的乐队”作为庇护所,他们只能上前线打仗或者冒着轰炸去兵工厂干活。据歌手伊夫琳·库内克回忆:“乐队里混进了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甚至还有共济会成员、同性恋者和共产党员……”在正常情况下,这些人都是纳粹肃清的对象。

另外,似乎很少有证据表明这支爵士乐队如戈培尔所愿,成功削弱了盟军的士气。施威德勒等人的英语十分流利,可他们从未掌握英美讽刺文化的真谛。一个例证是,乐队曾把录制好的数百张唱片分发到战俘营,其中大部分只听过一次,就被战俘们打成了碎片。

无论如何,作为纳粹宣传机器的一个零件,“查理和他的乐队”生存到了战争结束。档案记载,他们最后一次广播是在1945年4月上旬,彼时,距美国陆军攻占斯图加特,电台被撤退的党卫军炸毁不过几天时间。

在战争结束前的一个星期,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约瑟夫·戈培尔,在柏林的地堡里举家自杀。相比之下,“查理”乐队的骨干成员,却无一受到盟军通缉或追究。为满足英美占领军的文娱需求,恢复“民间音乐人”身份的卢茨·滕普林,在1945年下半年进行了大量巡回演出,接着又利用攒下的钱,在汉堡开办了一家音乐出版公司。作为顶尖鼓手的弗里茨·布洛克斯皮尔在一处农场躲了几个礼拜,之后便继续演艺生涯,直到1990年撒手人寰。

至于有着浑厚嗓音的卡尔·施威德勒,同样凭借见风使舵的本领逃脱了可能的指控。上世纪50年代初,曾有人见到他在西柏林的一家赌场里做事;1960年,带着一堆悬而未决的谜团,这位昔日的乐队主唱突然携妻子和孩子移民美国,之后便不知所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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